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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生》第四节

陈建功作品

  扯远了。其实也不远,因为我得告诉您,我是怎么想起讲一个北京老爷子的故事的。

  是的,都说北京的老爷子们活的舒坦、自在,从容不迫。假若有这么一天,有那么一个北京的老爷子,和你在美guo老人院里遇上的那位一样,也那么凄凄惶惶地站在你的面前,虽说他没要求你为他唱一曲儿,可他要求你帮他去趟鸟市,为他的画眉买几条虫子,他还朝你要你家的电话号码,他说保不齐哪天还要去电话“打搅”——还是遛鸟儿、买虫子之类……你会有何感想?

  要说我为招来的这“麻烦”后悔,那倒不是。说实在的,立即想到的,却是美guo那一幕。北京的老爷子到底还是属于北京,他的请求是那样漫不经心,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样子。您要是不留意,还真不会当回事儿。您绝对感受不到面对美guo老头儿时的那种惶恐和尴尬。然而,我却看出来了,那深藏在心灵深chu的一双眼睛,和大洋彼岸渴待地盯着你的那一双,一模一样。

  这篇小说,就由这儿拿定了主意。

  这位老爷子跟我关系不坏。说句不客气的,我在他眼里,大概可以说得上是“忘年交”。为了说着方便,姑且叫他沈天骢。其实我先认识的,是老爷子的儿子,当然也就先成了朋友,为了我们还能接着做朋友,也得给他起个名儿,且叫他沈晓钟。

  下面说的,除了姓名以外,全是真的。

  沈晓钟不是文学圈里的人。我和他既非老同学,也不是在京西一起挖过煤的“黑哥们儿”。我们认识得很晚,不过,说是“晚”,至今大约也有十年了。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我的小说颇为风光了一阵。后来我很快就沉默了。沉默的原因,有人说是江郎才尽,有人说是厚积待发,也有人说我违反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教导,应该派我去深入生活……谁说得对,且不用管它了。一个写家沉默的时候也有人对他指指点点,说说道道,光凭这一条,他就应该觉得很幸福,觉得自己的身上洒满了阳光。特别是想到,沉默了,给文艺界的领导人物们,给批评家们提供的,还不仅仅是话题,还给了他们深刻的机会、雄辩的机会和稿费收入的机会,我更是觉得幸福。真是那么点“牺牲我一个,幸福千万人”的崇高感。

  现在,指指点点、说说道道大概也差不多了吧?那么,或许现在我可以说说,我到底是怎么了。

  说实在的吧,那阵子,我忽然觉得文学挺无聊。

  文学这玩意儿,雕虫小技而已。古人所说,辞赋小道,壮夫不为是也。所以,所谓“文学”,也就是拿了别人的故事,说给别人听,还要跟别人要钱的勾当。认可了这一条,踏踏实实地,每天描那么几千字,糊弄老百姓,老百姓又买你的帐,那就算不错。可写家们个个要成就“经guo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非但如此,还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奔诺贝尔去,结果,反倒把老百姓们给吓跑了。也罢,那我们就糊弄文学青年。文学青年却做买卖去了。也罢,不开眼的东西们!那我们就糊弄文学女青年去也。岂有此理,文学女青年又嫁了“大款”和“大鼻子”。罢罢罢,我们自己糊弄自己行不行?

  或许也能坚持些日子?可管着诺贝尔那笔钱的那帮家伙们,老他娘的不把余光扫过来,你还能坚持多久?于是便没精打采。

  一个肃杀的冬日的清晨,拿定了主意,不再往诺贝尔大军里掺和,奔天坛公园去了。

  森森的古柏中飘游着紫蒙蒙的雾气,一株古柏的树干赫然挂着一面暗红se的锦旗。这气氛让我觉得自己好像不是参加气功训练班来了,倒更像入伙shui泊梁山。我到那旗下交了三十块钱。往那张表格上填了姓名地址身ti状况。心中已经开始动摇。这种寻觅独特感觉的职业习惯仍然在伴随着我,我疑心自己是否真的能在这林子里意守丹田。

  我们这一期“鹤翔庄”的学员一共有十八位,七位老爷子,五位老太太,一位身ti羸弱的姑娘,三位患了癌症的中年妇女,再就是我们俩儿——我和沈晓钟了。当然,他的名字是后来才知道的。开始我们都互不相识,好像也没有结识的愿望。我们每天围成一圈,跟着那位气功老师——其实,他也不过是上一期的学员——意守丹田,澄心静虑。舒展双臂,作翱翔状;仰脖儿振翅,作长啸科。沈晓钟站的位置,正好在我的对面,我当然注意到了他: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精壮汉子,看他那胳膊、手腕,是铸工?钳工?他那动作哪是“鹤翔”啊,整个儿一个“忠字舞”。我想我和他一定是五十步笑百步的事,不然他也不会时不时地朝我这儿看。两周以后,“十八罗汉”中的十六位都修到了“正果”,一个个迷迷瞪瞪,在古柏林里东扑西撞,撒欢儿打滚儿。凄凉的是我们两个:望着比我们老的,比我们弱的,全都喜气洋洋,心满意足,而我们,压根儿还没明白,怎么还能找出gu子气儿来,让它在你身上转来转去……更悲惨的是,那些“得了道”的糟老头子们,没牙老太太们,一个个俨然成了大气功师,还要热心地辅导你、指点你,到你身上寻找自我。更更悲惨的是,又过了一周,老师觉得我们是“孺子不可教也”,请我们到另一个班去了——那班上也有一位“不可教”的“孺子”在等我们去就伴儿。那是一位正巴不得找人说说当年“过五关、斩六将”的老爷子。见了他,我倒稍稍感到了一点宽慰。因为据我观察,就他这闹腾劲儿,他会永远和我们做伴下去,啥时我们都得了道,他也还得赶一阵子。

  “这树,比曲阜孔林的差远了!”由天坛公园的古柏,又扯到了淮海战役,“打淮海那会儿,我们的指挥部就安在孔林里。那会儿,我还不到三十呢,我都当了团长了!”

  “你们年轻轻儿的,正是抓挠的时候!到老了,退了,谁理你?说卸磨杀驴吧,过了,”可至少也是卸磨撒驴……”

  气功老师没来的时候,全听他的。

  气功老师忙完了别人,会过来关心关心我们,“今儿练得怎么样?”

  “挺好,挺好。”我们说。

  “再练几天,就得气了。别忘了要领。”老师说。

  “是,是。”我们说。

  气功老师走了,又全听他的了。说湘西剿匪说金门海战说仁川登陆说干休所发ji鸭鱼肉大米白面。

  “咱哥俩儿这哪是练气功来了,咱这是上dang课来啦!”有一次趁着老爷子去撒尿的工夫,我们算是搭上了话。

  “没错儿,咱哥俩儿本来就不是材料,再上上dang课,这心里更闹腾啦。”

  惺惺惜惺惺。不过,好像主要不是因为这个,借着这话茬儿,认识认识,都挺高兴。

  “您治什么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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