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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第1章 第一朵浪花

第2小节
董丛林作品

  [续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第1章 第一朵浪花上一小节]得以东来。

  中波文化交流的内容颇为广泛,宗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仅就此一方面而言,也非为景教独家所占。远在景教之前,属波斯“土产”的扶教(音仙,即拜火教),在南北朝时就已传入中guo。与景教差不多时间,摩尼教也自波斯传来华夏。还有在阿拉伯半岛刚出摇篮的伊斯兰教,亦蹒跚而来,除了海路的漂送之外,也多亏了波斯人不辞劳苦地携抱。

  此时的中guo,对这些外来宗教一概采取来者不拒、礼而待之的态度,并非独独偏爱和优厚景教一家。唐朝百川俱纳,全面开放,显示出一个鼎盛王朝广阔的song襟、恢宏的气度和蓬勃的生机。

  强大和繁荣的guo势,使当时的王朝具有足够的自信心,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而对外开放并蓄兼收,又更加促进其强大和繁荣的发展。如此形成良xing循环,遂在前已积累的文化基础上,造就出唐文化博大清新,辉煌灿烂,蔚成中guo文化高feng,也是当时世界文化的高feng。其特有的魅力,吸引着四方许多guo家,从官方使节到民间访者,从学人墨客到教士僧侣,从商贾游人到乐工舞士等各种人物来来往往,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一个最繁华的中心。

根本上的弱势

  作为基督大本营的西方guo家和地区,这时尚chu于中世纪初期。其封建制度的建立是在日耳曼蛮族南侵,把本已相当可观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严重破坏后,从粗野的原始状态重新发展的,因此造成两个时代的文化断层,不像中guo文化具有历史传承和连续xing。这使得它与中guo唐朝文化相较,chu于明显的劣势,不足以对唐朝文化造成重大影响。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作为当时西方基督教文化特殊使者的景教,缺乏影响中guo的力度。

  此时西方的基督教guo家和地区,先前与中guo曾有过的直接联系已基本断绝,改由西亚地区充当中西联系的中介。据有该区西部的东罗马帝guo虽奉基督教为guo教,但与“异端”的景教不可能发生密切联系;与波斯等guo也多有不谐,这就更妨碍了景教与故乡的交往。而阿拉伯地区,则正在形成和发展伊斯兰教,及其独具特se的地区文化ti系。凡此种种,使得景教难以得到母ru的充足哺养,它的发育以及在异域的竞争力便更受到限制。

  所以,景教传入中guo,若单纯从龙与上帝的关系史说飞疑是具有肇端意义的大事,但如果将其放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大环境里看,那就有如汹涌大chao挟裹的涓滴细shui,缺乏喧腾的力量和声势。

柔弱的附庸

  chu于开放社会环境中的唐朝前半期,固然显示出一种多元共容的文化格局,但这并不等于说各种文化因素都chu于平列对等的地位,其中为主的只有儒、佛、道三家。它们紧联着皇宫御座,吸引着大唐天子们不可或懈的注意力,充当着华夏文化舞台上的主角,上演着一场打中趋和、热闹非凡的活剧。当阿罗本辈带着几分陌生和腼腆将景教携来的时候,已经没有cha足这一事局中施加重要影响的机会,只有侧身其间左右依傍,惊异地注视着三家各显神通。三家为主与两教盛势

  其时的佛教,传入中guo历经了数百年的演变发展,已植根于中guo的土壤,成为中guo化的释氏,并达到鼎盛的巅feng。其教派并立,寺多僧广。唐武宗灭佛时,一下子就荡毁寺院4600余座,招提兰若(私立的佛教场所)4万余所,还俗僧尼26万余人,释回寺院奴婢15万人。由此可见其平时的规模之大。

  从更高文化层次上看,佛教经典的搜集翻译,教义理论的丰富深化,唐代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果。仅玄类和义净两人,就译成经论136部,计1547卷。特别是禅宗南宗的产生和发展,成为适合中guo士大夫口味的佛教,为与儒学的融合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基础。

  发展势头本来远不抵佛教的道教,及至唐朝开guo也获得了地位飞跃提高的契机。说来颇有些传奇se彩,只因为道教所崇奉的始祖老子李耳,与唐室同姓,太祖李渊便要认他做自家的祖宗。并不是仙化的老子趋炎附势地来和皇室攀qin,而是李渊觉得认这样一个既是哲人又是神仙的祖宗,给王权套上神圣的光环,对护佑李家天下有利。

  既然将道教的始祖认成了祖宗,那该教的名位称号就当在佛先,从李渊到李世民都这样明确宣布过。高宗时则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更是锦上添花,加尊其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并广置道家坛宇,颁令大力传抄和颂讲道经,颇有道教风雨满天下之势。

  道教于有唐一代得此殊荣,诚然幸运之至。不过,即使其极盛之时,信徒人数和道观数量也仅有佛教信徒和寺院数目的二十分之一,力量相差仍颇悬殊。其名位一朝间跃乎释门之上,靠的是大唐“真龙天子”们的抬举。

  然而,在佛道两家轨为伯仲的问题上,唐朝皇帝们也并非一致认同。譬如,武则天登基之后就把佛、道的名分位次颠倒过来,规定佛在道上。这恐怕和她曾置身庵堂,与佛门有特殊缘分密切相关吧?武宗以前的诸帝,对佛、道基本上都是一伯一件兼容并纳的。如高祖在崇道的同时又承认“佛之为教,玄妙可师”。太宗对释门之事亦不冷淡,他对玄奘的态度即可为一证。玄宗兴道中间也宣明“道释两门,皆为圣教”。武则天佞佛但也未灭道,甚至还特别保护下了道籍中的《化胡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深知,佛、道两教都可以用来做皇权的护符,哪一家都是不能丢弃的,事实上也丢弃不了。

孔门依然居首

  面对佛、道两教锋芒毕露地激烈竞争,儒家这时表面上好像退避三舍,缺乏凌人盛气,但实际上仍是稳居佛、道之上的老大,大唐皇帝们不能不特别重视和利用它。开guo的高祖是这样,继之的太宗尤为典型。他明确宣示:

  朕所好者,惟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shui,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①

  ①《资治通鉴》卷193第6054页,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北京。

  唐太宗极为推崇儒士,诏令颜师古考订五经,编纂了标准的五经定本,又命孔颖达等人撰成《五经正义》,从经籍的版本到章句的注疏,都予以统一。自此以后,不论是科举考试还是传授经书,都有了标准。原怒目相向、各行其是的宗派于今握手言欢,心齐力合,使得儒家营伍更加壮大,阵脚愈为严整。孔老夫子被唐室毫不吝啬地加上了“先圣”、“宣父”、“太师”、“文宣王”等一系列尊衔,较前更风光了许多。

  儒家与佛、道之间也少不了明争暗斗,不过,在保持绝对优势地位这一点上却song有成竹。唐朝的士大夫中虽然崇佛者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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