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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第2章 马背上的异客

董丛林作品

  蒙古大汗对基督教十分宽容,但他们说:“如同神赐给我们五根不同

  的手指,他也赐给人们不同的途径。”

也里可温的兴亡

  随着元世祖忽必烈定都燕京(后改称大都,即今北京),蒙古铁骑扬威中原,基督教在中guo又时来运转,一度振兴。这时其名号叫做“也里可温”(对该教及信奉者的统称),乃蒙语“福分人”、“有缘人”的意思。也里可温这时已不再是单门独户,而包括景教和“正统”的天主教两个家族。

  就契机而言,上帝此番是由蒙古马背上驮进中原的。

传统与契机

  景教自唐末在内地灭绝殆尽,仅北方边塞地区尚有延续。后来,该教在蒙古的乃蛮、汪古、克烈等部落中获得发展。回回世纪初年,就曾留下了20万克烈人皈依上帝的逸闻。据说,克烈王某日在山中行猎,为暴风雪所阻,迷失了路径。忽然间有一圣者显形,对他说。“如果你信仰基督,我愿引导你走出迷途,使你绝境逢生。”克烈王答应了,于是在圣者的引导下安全地返回营帐。因此,他和他的臣民便都信奉了上帝。

  这并非神话故事,明明白白载于当时教会的函件。其情节固带有传奇se彩,20万的数字也或多夸大,但克烈部世有信奉基督教者确是事实。成吉思汗时克烈部长王罕的祖父和父qin的名字,明显都和基督教有关。该部扎合敢不的女儿莎尔合黑帖尼,即蒙哥和忽必烈的生母,也是该教信徒。蒙古诸汗的家人和宫廷里,多有景教的信奉者。至于社会基层景教的活动,也有迹可寻。

  蒙古人不但与景教有着密切缘分,而且早在其入主中原以前,就与天主教方面发生直接接触。

  1246年,作为教皇专使的柏朗嘉宾(jean de plen carpin),就来到过蒙古的都城哈刺和林,还参加了贵由汗的登基大典。1254年,法guo的天主教士鲁布鲁克的威廉(william of rubruk)也来到蒙古都城,拜访了蒙哥汗。他们都写有出访报告,介绍了蒙古多方面的情况,流传下来成为研究蒙、元史和中guo北方地区历史的宝贵参考资料,其中就有不少关于基督教在蒙古的见闻。

教皇专使

  忽必烈本人,在他尚未南下建立元朝的时候,就以特别的兴趣和热情与天主教廷联络,媒介是意大利的尼可罗·波罗(nicolo polo)和马飞阿·波罗(maffeopolo)兄弟。这两个贵族出身的威尼斯商人,主要是受金钱慾望而非宗教热忱的驱使东土探险,于1265年来到当时蒙古的都城上都(即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朝觐忽必烈。

  这位蒙古大汗和蔼而qin切地接见了来宾,兴致勃勃地垂询西方guo家的情形,而“尤其关心教皇的起居和工作状况,教会的事业、宗教的崇拜和基督教的教义”①。并恳切地委派波罗兄弟充任访问教皇的专使,邀请教皇选派100名既精通宗教神学,又熟谙七艺(指修辞学、逻辑、文法、算术、天文学、音乐、地理)的人,来和蒙古的学者们切磋学术,弘扬教义。又特别嘱咐他们,从耶稣基督圣陵的长明灯上带一点圣油来,说是自己敬重耶稣,把他看作真神。波罗兄弟跪着接受了使命,表示为此宁愿赴汤蹈火。

  ①《马可波罗游记》第7页,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福州。

  波罗兄弟果真没有食言,历经千难万险回到故guo,与教廷取得联系,又专程去耶路撒冷取上圣物,最后身负新教皇格列戈里第十(gregory x)的使命,偕同教皇特派的两名教士,并且带上17岁的儿(侄)子马可·波罗(marco polo),再度踏上东行的万里途程。这一年,正好是忽必烈建立元朝的年份(1271年)。

  没走多远,两名教士就畏难而退,波罗家一行三人百折不挠,继续前进。他们穿经叙利亚的两河流域,横跨伊朗全境,踏过中亚沙漠,翻过帕米尔高原,寒暑数度,于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到达上都。其时忽必烈正在这里“巡幸”暂驻。波罗一行详细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呈上教皇的书信和礼品。忽必烈深受感动,他“十分虔敬地接受了从圣墓中取来的灯油,命令以宗教的诚心妥善地保存”①。波罗一行自然是备受款待和看重。

  ①同上书,第11页。

  这样,元朝与罗马教廷的官方联系便正式建立起来。如果说,老波罗兄弟为此付出了堪值称道的艰苦努力。那么,年轻的马可·波罗此行的成效就更远道他的长辈。一本《马可波罗游记》,把中guo的面貌前所未有地展示给西方,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重要价值。当我们为之惊叹时,可曾想到它与也里可温的联系?

盂特·戈维诺的成就

  虽然随波罗同行的两名教士中途折返,其后教廷又曾派遣一批教士赴华,亦未见结果(可能中途遇难),但终于在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年),有一个名叫孟特·戈维诺(monte govino)的天主教士成功地来到中guo。他是意大利人,属方济各会。其人在华多年,教务工作颇有成效。他赢得元朝皇帝的同意,在大都建立起中guo的第一批天主教堂。第一座教堂建立于元大德二年(1298年),上面有高耸云际的钟塔,其内悬钟三具,每时一鸣,以唤众信徒祈祷。七年之后建起的第二座教堂,使得孟特·戈维诺更为得意,他曾致函教皇详细报告说:此堂近临皇宫大门,距离仅有一掷石之远,在中guo全境再也找不出比这更为合适的地址了;教堂规模宏大,从城内和其他地方来的人,看到这一新建筑,并且还有一个红十字架高树其上,都认为似乎是一个奇迹;大汗在宫里可以听到我们歌唱的声音,这种情况也被当作奇迹在各民族中间传告。及至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第三座教堂又拔地而起。

  戈维诺还招收了150名男童成立神职班,教以拉丁文和希腊文,并为该班译出蒙古文和维吾儿文的《圣经·新约》。这可算是基督教在中guo设立的第一个专门的教育机构了。在他来华的头十一年中,就在大都施洗6000人。到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他在中guo去世时,由其发展的信徒达数万人之多。

  孟特·戈维诺的工作赢得了元廷的特别重视和信任。元成宗时他曾向教皇报告说,自己在宫廷中有一个位置,有权作为教皇陛下的公使进出,中guo皇帝对其礼遇在别的高级教士之上。在他看来,中guo皇帝对基督教“很是慷慨”。

  教廷对孟特·戈维诺在华的布道工作非常满意和赏识,于1307年任命他为大都总主教。其任职期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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