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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第7章 扭曲的十字架

董丛林作品

  雍正皇帝禁教的理由之一是:“苟千万战艘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

  一百多年后,他的话不幸成真。

上帝的新时代

  一次我信步走到一个城门口,城墙上似乎永恒地写着:“洋人莫入”……我看到了墙上写的那句话,可是我不顾一群在场中guo人的惊诧,闯进了城门。这是鸦片战争的炮声“在天朝呼啸”的时候,一位洋教士对前事的回顾。与其说是他夸耀自己敢于违禁入城的勇敢,不如说是发泄对禁令的愤怒。这时大炮的隆隆声,在其耳畔简直成了激人心弦的乐章,他欣喜若狂地说:“现在是可以到中guo城市的大街上,提高我们的嗓音大喊大叫的日子!”①

  ①卡理·埃尔维斯《中guo与十字架》,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guo》第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单他这番喊叫,已足以和大炮声”“媲美”了。《南京条约》签订后,若辈的叫喊声就更响亮了:大不列颠已经和中guo签订和约,这个异教的guo度现在已经被打开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来临!

  这场战争以及结束这场战争的条约,不论是对龙的guo度还是要在这里驻足的上帝,都是一个划时代的界标。

  对中guo来说,近代历史从这里起步,开始了一个在沉沦中挣扎奋进、在苦难里拼搏求生、在屈辱中洗雪争荣的时代。对上帝方面来说,则打开了一个封闭多年的偌大禁区,开始了一个从非法到“合法”、从秘密到公开、从附庸到主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上帝的使者们借商利为补养、以炮舰作后盾、拿不平等条约当护身符,将扭曲了的沉重十字架,强行cha在龙的ti躯之上。

  与此前相比,最根本、最主要的变化,即中guo不再是一个能够独立自主的guo家,它的主权受到列强的破坏。不但“龙颜”的yin晴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对上帝的命运发挥偌大制约作用,而且在上帝的使者面前,“真龙天子”已经失却了自主颜面yin晴的权力,反而要看人家的脸se行事。不管情不情愿,也得向臣民们喊出对上帝敞门迎讶的号令;让钦差代自己在含有服从上帝款项的条约上画押。当时有的外guo人士即直言不讳地指出,此番西人传教中guo,是“取之以力,聚guo兵于城下,书之约为专条,而中guo莫敢谁何”。①

  ①宓克《支那教案论》第5页,南洋公学译书院刊本。

逐渐突破

  让洋教士们欣喜若狂的《南京条约》,似乎也有一点令其遗憾的地方,那就是“对传教一事只字不提,英guo人关心的只是通商”

  不过,这一“缺憾”很快为效尤英guo接踵而来的别guo所弥补。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美guo和法guo分别胁迫清政府签订《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两约都规定外guo人可以在通商五口(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建造教堂。这是列强在横亘百余年的禁教壁垒上,打开的第一个“合法”突破口。《望厦条约》签订之后,直接参与其事的美guo新教教士伯驾(peter parker)曾得意地说,美guo几乎得到了它所要求的一切,其中一项重要成就,就是准许在通商口岸建立医院和教堂。

  列强的胃口可不是这么容易满足,《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还只是规定外guo可以在五口建造教堂,并没有规定可以在这些地方自由传教,更没有规定可以到内地建堂和自由传教。列强当然不会就此罢休。条约墨迹未干,法guo就出面勒逼清廷明令解除教禁,清廷被迫应允。对方得寸进尺,又进而要求发还禁教年间封禁的天主堂旧址。清帝被迫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初发布上谕,宣明:天主教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迦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以前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已改为庙宇民居者,如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chu奉教之人。

  这使得在华的洋教士们更舒了一口气。不过,这时清帝的上谕中还作了相当的保留,声明仍不准外guo人赴内地传教。

门户全面洞开

  中guo内地门户向上帝方面全面洞开,是列强通过英法联军之役摆得的权益。

  咸丰八年(1858年),在侵略者的炮口之下,惊慌失措的清政府被迫分别与俄、美、英、法等guo签订《天津条约》,其中都对传教事项作有规定。虽文字措词不尽一样,但大旨略同:基督教以劝人行善为本,得在中guo内地自由传习,对此中guo官方予以保护,不得苛待禁阻。及至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俄等guo又分别强迫清政府订立《北京条约》,除了重申《天津条约》中有关教务方面的规定外,法guo在条约的中文本中还私自添上了“并任法guo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这在条约法文本中是没有的),并且还强迫清政府同意将给还教堂旧址的内容写进条约中。所以,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里关于传教的条文,代表了到此时为止,列强在该方面攫得的最大“合法”权益。条文规定:

  即晓示天下黎民,任各chu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chu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坟茔、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guo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chu奉教之人,并任法guo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①

  ①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五册第互4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北京。

  至此,中guo禁教的法律屏障就已荡然无存,从边疆到内地都向上帝的使者们敞开门户。教方将此视为莫大的胜利,并狂妄地号召说,一切早已在中guo的传教士和各自guo内的差会,如果不占领中guo这块土地,不在其18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的立足之地,那将是有罪的!

  于是,已经在华的传教士,放心舒气地公开活动。列强各guo各宗各派的教会,争先恐后地派遣出一批又一批的“增援部队”,传教士们纷至沓来。他们决心要“在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设立光辉的十字架”。这是他们多年的梦想,如今,中guo的门户已经全面洞开,梦想实现就指日可待了。

在商旗之下

  对华传教与殖民事业的联系虽然不是自鸦片战争才开始,但从以前利玛窦辈的直接动机和实际行为看,他们多是虔诚的布道者,主要卧的是为传布福音,并充当文化使者的角se。从其福音事业的客观社会效用看,也基本上没有超出文化交流的范畴。

  自鸦片战争前后,情况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传教士所充当的实际角se,由单一变为多重,除了“教”而外,亦“商”。亦“军”、亦“政”。

  言其亦商,是指传教士和致力于殖民掠夺的商人相联结。此期来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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