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江这个人很怪，虽然写了很多充满人情味儿的小说，在待人接物方面却缺少起码的人情味儿。最近，我采访过他两次，想写关于他的专访，都被拒绝了。上星期六晚上，在103路无轨电车上，临下车时我看见了他。喊他，他连理也没理，沉着脸，抓着扶手，冷冷地站在那里。是不是太狂了？不象。他那样子很憨厚，他的作品也很深沉、平易，绝非浅薄的人所为。究竟因为什么呢？
说来也巧，这次采访文学丛刊《碧云》主办的“优秀小说授奖大会”，竟和他安排在一个房间住。他的短篇《纤夫》以深远的题旨，粗犷淳朴的人物形象，大江出峡的笔势而获奖。可是他迟迟不到，直到授奖仪式开过了，他也没来。是因为所在的s大学学习确实紧张，还是因为害怕刺眼的镁光和接踵的采访？
晚上，他来了。瘦瘦的中等个儿，长方脸棱角分明，剑眉，眼窝微陷，鼻梁显得高且直，嘴
绷成平直的一线，下颌微微上扬。和我前几天见他时一样：他满脸倦容，不时眨着干涩的眼睛。他朝我点点头一笑，这时仿佛也没有离开重重的心事。他坐到沙发上。
“你怎么才来？给编辑部赶稿子去了？”
“没有。”
“我看你很累的样子。”
“是吗？”他不否认，却也无心接过我的话题。
我们沉默了。
我很难忍受这种难堪的局面。我说：“授奖仪式你没露面，真让大家扫兴。连马征远同志都来了，作了指示，还说想认识你。”
“哦。”他的眉头皱了一下，旋即说，“我来电话请假了。学校有事
不开身，”
我说：“征远同志临走嘱咐我，看见你时，领你去找他一趟。想和你谈谈。他说你很有希望。”
他未置可否。
熄灯以后，躺到
上，他忽然问我：“你能不能找个借口，帮我推托一下？我……我最近还不想去见他。”
“为什么？”
又是沉默。
这真有点过分了。马征远同志是文艺界的领导，七十高龄了。而他，不过是个毛头小伙儿。他还是这么不近人情。
我说：“我们初交。我对你的脾气还不太了解。可是，我觉得，从礼貌上来讲，总不能……”
“嘶啦——”他划着了火柴，点上烟，默默抽了起来。过了很久，说：“是啊，本来，我是想见他的。我也猜到他会来。可是……”
“怎么，你们……”话语中，我猜出他和征远同志之间似乎有什么微妙的关系。
“看来，我只好告诉你了。因为还得求你帮我挡挡驾。不过，你能为我保守一段时间的秘密吗？”他的话音里带着苦笑，“你是绝对想不到的，我是他的儿子。”
“什么……马征远同志不知道？他还不知道？！”
“干嘛这么喊。你躺下好不好？他不知道。秦江是我的笔名。他只知道他的儿子马明在四川，在长江航道上当
手。他不知道我新近考上了大学，还写了小说。秦江就是我。”
“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很简单。我是个不争气的儿子。”他抽了一口烟，看了我一眼，缓缓把烟嘘出来，“你现在一定想象不出当年的我是个什么样子。七、八年前，我和我的朋友们整天泡在‘老莫’。你知道‘老莫’吗？”
“老莫？”噢，想起来了。莫斯科餐厅，现在叫北京展览馆餐厅。“老莫”，是高干子女们通用的称呼。
“那时‘老莫’刚刚重新开张，用的是银餐具。我们每吃一次都要偷回一把勺子或一把叉子——不是为了卖钱。这是吃了一次‘老莫’的标志，和军功章一样值得炫耀……我们还常去‘康乐’——过去在王府井，现在搬了——那里开菜单的一位姑娘特别漂亮。我们在那儿喝呀、闹呀、昏天黑地。我曾经拿一张拾元的票子叫她给我再上一瓶汽。她找给我一桌的毛票和硬币。我醉醺醺地把它们全扫到地下，叮叮当当四
乱滚。这还在我的朋友间传为美谈，据说是‘拔了份了’……酒足饭饱了，躲到一个人的家去，聊大天——那会儿还不敢跳舞，也没录像看，只能聊大天，打牌，也骂‘红都女皇’……每天半夜三更才回自己的家。
“……你不信？其实，对我来说，势在必然。我从小在干部子女集中的寄宿学校里长大。我知道肩章领章上金杠金豆所代表的官阶，也熟知红旗、吉姆、奔驰、吉斯一直到伏尔加、巴别达。可我对人生道路上所应有的准备却一点儿也没有。生活的
来了。一会儿我是‘子承父业，理所当然’的‘好汉’、‘小将’，一会儿我是‘黑帮崽子’。我随着爸爸的浮沉，得意，沮丧，酩酊大醉，咒天骂地，却从来也没有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干点什么。爸爸也越来越罗苏了。可能是没官当了，找不着人训了？他骂我是‘寄生蟹’。早晨拧开我的房门：‘喂，老奥，起来吧！’——后来我才明白，他这是骂我，说我是奥勃洛摩夫！我反过来也讽刺他：‘老布！’——这是‘老布尔什维克’的简称。我说：‘老布，你起得早！读你那砖头厚的“马经”去吧，管蛋用！’把他气得直哆嗦……”
秦江哈哈笑起来。我也忍不住笑了。
“就这样，气得把你这个不肖之子轰走了了”
“不，我自己走的。”秦江止住了笑。稍顷，他一边沉思着，一边缓缓地说：“你以为我对这样的生活很满意吗？每天晚上，躺在上，觉得脑子里是一片空白。碌碌无为，耗尽青春的恐怖象毒蛇一样缠着我。可是，我很快又睡着了。当太阳又晒屁
的时候，我又骑上‘凤头’车，到那些红男绿女们中间，又是狂饮、寻欢，用五颜六
的液
充塞空虚的肺腑。天知道我怎么一跺脚就离开了北京。也许是因为我家的‘老布’没完没了的唠叨。也许是因为这么一件事：那次我忽然心血来，带几位朋友到胜利餐厅要了七十块钱的一桌——我在一九六七年去
队时，
已经让人整死了，爸爸还在秦城蹲大狱，我只好到胜利餐厅的厨房，筹备第二天上火车的干粮，我在这里被人抓住，受了胯下之辱——这次是旧地重游，抖抖威风。当我们喝得酒酣耳热、杯盘狼藉的时候，我看见了那位老服务员，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当年，在听了我这个‘小偷’的申诉之后，是她站出来主张放我走，使我免受了棍棒之苦。我举起酒杯迎过去，半醒半醉地喊她‘恩人’，招呼我的‘弟兄们’过来‘敬我的恩人一杯’。她推开了我，说根本不认识我们，又狠狠瞪了我一眼，头也没回就走了。她那厌恶的目光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我想起了当年队的时候，我也曾站在老农民们中间，用这种眼光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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