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驻华公使克兰氏说中人自己没有维持秩序的能力,曾提创际共同管理。我想际共同管理倒是很好的现象。……假令英在际共同管理之下,则爱尔兰何至受那么大的騒扰!我不晓得那时中驻美公使是谁,如果这位公使能把美像拳匪一样围杀黑人的事调查明白,报告中政府,也主张际共同管理,从非洲招些黑联军去攻打纽约的拳匪,打胜了之后,犹如在北京哈德门大街似的在纽约城中的五马路立一块纪念碑,那才算公平。……”罗素临别中时,曾这样的和我们说。他并且说:“这些意见不是上中的岸时就有的。”
这回爱新觉罗溥仪迁居后海的事,虽有人额手相庆,却也有人因而怒发冲冠;姑不论这事是出于溥仪的本意,或者他容纳了别人的劝告,正如从前华林君之失恋一样的是一件私事,不但算不得中历史上一件名誉的事,也算不得中历史上一件不名誉的事,也谈不到孝悌忠信。虽然那时袁世凯并无特任爱新觉罗溥仪为人的明令,反正我们已经当他是一个人看,更从胡适之先生的口里,当他一个有为的青年看。
倘若我们刻毒一点,尽可让他在私邸中称孤道寡,不务正业。
如果仁厚一点也尽可劝他改邪归正,设法向上。他在那里送酒席为“段临时执政”接风,别人劝他迁居,钱玄同在那里为他计划前途,都是私人的友谊与动作;闲空的人尽可去设法度他的闲空的日子,正不必前来干预。
可是偏偏有人来干预了。并且不只是中人,并且这些外人也诚如荷马诗里所说的“不像是一个出身微贱或欠缺知识的人,”并且都是政务倥偬不是闲空的人。于是乎我又想到溥仪实有出“宫”之必要,而且叫他出宫实是我们不甘再作“奴臣”的人的责任了。外人怀着他们的好心——只少也顾到中人的面,在那里向我们的长官们,他们的舆论机关中说话,幸而有我们的外交官在那里答复他们,虽然该如何的答复并没有来征求我的同意,我也不知道外交官究竟如何的答复他们,可是我已经证明中人的爱中不如外人“爱”中的热烈,更谈不到替外人顾面:爱尔兰总统囚禁在培法司特( belfast),不听中政府派朱兆莘去警告,日本惨杀大杉荣家族与朝鲜人,不听中人想去弄个“领事裁判权”,也不听美朝联军去攻打东京城;照例这些事中人都应该做的,最低限度也该学他们“正谊”与“人道”的办法。偏偏中人和我们的长官都忘记了——大概注全力于防止赤化的宣传,忽略了这一路。
我倒没有别的意见,外人“正谊”与“人道”的办法,我也可以同意,好歹我们可以还价。不过中人有时也可以和他们的外交官去谈谈,好在“正谊”与“人道”并不是一 件专利品,且也可以点缀点缀,符了际平等的条例。
不然,你要猜透了外人的心意,有美预言家保罗师父那样的本领;只要你爱中的心在外人之上,外人也就不屑越俎而可以有机会去爱他们的祖了。于此我感到中海陆军之不但不可裁,且也当发明千百种“死光”才能来整理你的家务,至于“正谊”与“人道”实在只配点缀。呜呼!
发表于《语丝》四期1924年12月8日(署名川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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