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地区公安局的预审室。
当一个审讯完的犯罪分子被带下去之后，预审科李科长把一本新案卷，递给了身边的地委副书记朱春信。
朱春信，五十几岁年纪，身躯魁梧，略有些发胖。头发修理得很整齐，两条眉毛又粗又黑，一双眼睛总带着沉思的神
，连鬓胡子刚刮过的方下颏微微泛青，给人总的感觉是严肃、老练、精力充沛。在地委常委分工中，他负责组织、人事和公检法系统。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清查打、砸、抢分子的时候，他
自来到地区公安局，想抓几个典型案例，开一次全地区的有线广播公判大会，公开审判一批打、砸、抢首恶分子，推动一下这场清查运动。但是，抓这样的案例，并且做到实事求是、证据确凿、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是十分费力的。对第一个犯罪分子的预审就很不理想：检举材料、起诉材料同被告本人的交代，差距还是很大的。朱春信粗黑的眉毛紧皱了一下，趁第二个犯罪分子没进来之前，活动了一下微胖的身躯，伸了一个不大容易看得出来的懒腰，斜靠在椅子上，浏览着李科长递过来的第二本案卷。只见案卷开头的提要上写着：
“叶辉，男，二十八岁，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份学生，捕前系我地区直属发电厂锅炉工。叶犯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四人帮’，大搞打、砸、抢，尤其严重的是在一九六七年九月的一次武斗中，手将一名工人打伤致残，用长矛将学生石志红刺死，实属打、砸、抢首恶分子……”
朱春信看着案卷，粗黑的眉毛突然跳动一下，若有所思地抬起头来，但又马上轻轻地摇摇头，继续看下去了。
李科长指着案卷笑着问朱春信：“朱书记，您听说过这个人吗？”
“没有。”朱春信摇摇头，“我是七0年才到这个地区来的，六七年我还在北宁市。”
“叶辉是北宁市的下乡知识青年，一九七二年在咱地区招工到发电厂。”李科氏又说。
“啊……”朱春信严肃的脸上顿时浮现出一种惊讶和不安的表情，但是当他意识到这一点以后，便立刻镇静下来，轻松地笑了一下说：“我那时正被揪斗，武斗的事是后来听说的，没听说过叶辉这个人。——双方都有伤亡，很惨啊！”朱春信痛心地摇摇头，然后又抬起他的方下颏问，“叶辉当时是干什么的？”
“一个中学红卫兵组织的小头头。”
“中学红卫兵……小头头？”朱春信眼睛一动，象是自言自语，又象是对李科长的发问。
“是啊。”李科长肯定地回答。
“嗯……这样有血债的打、砸、抢分子是应该严肃
理的。”朱春信凛然地说完，又想起一个问题，“他还有别的名字吗？”
“好象没有……”李科长还要说什么，预审室的门开了，一个二十八九岁的青年工人被带进来，他向朱春信小声说，“呶，来了！”
被告穿了一身旧工作服，带有斑斑油污的上
，两个肘部都打了补钉，脚上的翻毛皮鞋使人很难看清它的颜。这个青年人不修边幅，但他并不拖沓。茂密粗硬的头发盖住了他的半个前额，棱角分明的嘴微微张开，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这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在坐上被告的小方凳之前，他用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向他面前的审讯人员扫了一下，并且讥诮地笑了，显得镇定、从容。可是，当罪犯的眼光跟朱春信的眼光相遇的时候，却使朱春信的心为之一震——这个眼神，这种笑容，他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
“是……他嘛？”朱春信的心中迅速闪过一个神秘的猜想。
“你叫什么名字？”李科长开始审问了。
“叶辉。”罪犯回答。
“用过别的名字吗？”
“没有。”
李科长向朱春信点了点头，这证实了他刚才对朱春信的回答。朱春信根本没有理会李科长的示意。他拧起粗黑的眉毛，死死地盯着被告的脸，接着他又破例离开座位，背起双手，在罪犯身边踱了几步，然后又回到座位上来，朱春信先是做了个考虑问题的样子，但是他的眼光总是在犯人的额角上搜索着，显然是在审视着犯人的什么外形特征。
“有必要向你交代一下
的政策……”李科长照例说着预审罪犯时的常用话，“那就讲讲你犯罪的经过吧。”
审讯在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着，可是朱春信却一言未发，眼睛一直盯着案卷上的一行大字：“打、砸、抢犯叶辉。”
“是他，的确是他——叶卫革！”朱春信在心里叫着，“我希望不是他，可是，我看见了他额上的那块伤疤！可是，他为什么不承认自己用过‘叶卫革’的名字呢？”
“讲主要犯罪事实，不要避重就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审讯的声音在朱春信耳边越来越微弱了，一段本来不愿回忆的往事，却清晰地展现在他的眼前——
那是一九六七年九月——严峻、混乱、痛苦的秋天。
北宁市的群众组织早已分化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一派名叫“东方红”总部，一派是“红联”总部。在《人民日报》“站出来亮相”的号召声中，被冲垮了的北宁市委主要领导干部包括朱春信在内，都认真地考虑应该支持哪一派。也有的领导干部不想去“亮相”，但考虑到种种利害，朱春信觉得还是亮一下好。根据观点、力量、社会影响和固有联系等多方面的条件来衡量，朱春信声明站在力量较强的“东方红”总部一边，认定“东方红”是“革命造反派组织”，承认另一派是“群众组织”。“亮相”的结果，朱春信成了“东方红”派的“革命领导干部”，也自然地成了“红联”派眼中的“三反分子”，招来更为猛烈的打倒声和更为残酷的揪斗。为了避免这种揪斗，他不得不过着东躲西藏的被追捕的犯人式的生活。在家里不安全，他住过工厂的工人宿舍，农村的生产队房，新光照相馆的暗室，甚至不准任何人冲击的要害部门——供电所的配电室和劳改队的办公室。不管走到哪里，朱春信始终被一种恐惧、烦恼和羞耻的心情袭扰着，他时时为自己的北宁市委副书记的身份同这种躲躲藏藏的诡谲行迹之间的矛盾感到难受。“有什么办法呢？我并不愿这样！”朱春信想，“如果被对立派逮住，那是
命难保的呀！乱透了，乱透了，这是一出什么戏呢！”他暗地里发着牢騒。《人民日报》曾用讽刺的口吻说：“哪有革命领导干部怕群众的呢？”朱春信也暗地里骂过这种论调：“不怕？这些秀才们，说得倒轻巧，你们来试试看！”
一九六七年九月，朱春信经过辗转迁徙，一天夜里悄悄地住进了一座办分楼，被安排在背街一面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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