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逢》在《上海文学》上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各阶层人的广泛注意，对它优劣的评价争议甚大。《上海文学》编辑部叫我谈谈这篇小说写作的意图和经过。我想，一种葯品上市，总要在它的标签上注明主要成份、主治和用法用量之类，便于别人鉴定和选用；一篇作品发表之后，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倒也是作者的义务。不过，文学上常常有作者的主观意图和作品的客观效果相矛盾的情况，但愿我的说明不致影响大家对小说本身的公正评价。
我写《重逢》，是想用文学形象提请读者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应该怎样看待人们、特别是一代“红卫兵小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或罪过？
我开始想这个问题是一九七七年的下半年。那时我正在一个基层单位抓工作。当时，全
各地正开展大规模的清查“打砸抢者”的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人或出于阶级报复，或出于个人恩怨，或出于争权夺利的野心，使用耸人听闻的法西斯手段，将一些干部和群众打伤、打残、打死或逼死，策划和指挥打、砸、抢，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这伙人民愤很大，将他们清查出来，明正典刑，合
心，应民意，无不拍手称快。
可是，通过自己工作中的切身
会和所见所闻，我感到在有的地区、部门和单位显然将清查“打砸枪者”的运动扩大化了。有一些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别人贴大字报，他们去抬浆糊桶；别人抄家，他们去帮助搬“果实”；别人开批斗会，他们也去义愤填膺地举拳头……现在呢？错了。即使当年自己喊打倒的人没有怪罪下来，心里也总有“羞愧难言”之感。而有的干部也大有要一般犯错误的群众登门“负荆”之状。我认为这同中央“安定团结”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
这种看法，当时我曾跟许多同志、包括上级负责同志谈过，许多同志有同感。
一九七八年春天，我离开基层单位重
旧业，开始搞写作。起初，我并设想表现我上述的想法。这时，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我走了许多地方。我感到原来思考的问题是有现实意义的。清查“打砸抢者”的扩大化倾向被中央的有关文件制止住了。但是有些同志不能全面地、历史地看待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过分强调了犯错误同志的个人原因，个别干部甚至有一种“出出气”的想法。在有的文艺作品中，“暴徒”和“凶手”成了“红卫兵”、“造反派”的代名词，一个个不是面目狰狞，便是尖嘴猴腮。我以为，这样的描写是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的。
文化大革命的实质不是“红卫兵”、“造反派”同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而是全人民同林彪、“四人帮”的矛盾。“红卫兵”、“造反派”和领导干部，就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受害者，我们不能在干部和群众二者之间认定谁是受害者，谁是“凶手”。领导干部对于错误地触犯过自己的人不要总是耿耿于怀，在要求别人同情自己受害的时候，不要把另一些受害者骂个狗血淋头。要正确理解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事情，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这就是我写《重逢》要表达的主题。
我的这个想法是从自身的经历中深切地感觉到的。社会上的“造反派”，情况比较复杂，我也不太熟悉，对学校里的“红卫兵”我是了解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正在读大学。不管今后如何估价文化大革命，我们当时是怀着反修防修的崇高责任感和从红领巾起开始形成的对中央、毛主席的崇敬、信赖和热爱投身到洪流之中去的。在一片“造反有理”声中，我们对运动中的一些过火作法和江青之流的作风也有过怀疑、不满和反感，但当时还坚信自己是在为和家的前途和命运而无私地战斗。我坚信对立面组织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是“修正主义的工具”。我没参加过武斗，但为了“革命的根本利益”，我并不反对使用它。不错，“十六条”上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对武斗却从没有加以有效的制止。人们整天背诵着、唱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况且，叛徒江青的一句“文攻武卫”要比一百六十条还有效。那时，许多老革命家在江青看来就象一堆木偶，她让谁倒下，谁一定倒下，因为她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最可信赖的代表。
很遗憾，我们“造反”一阵之后，我们这一派被盖着红印的中央文件点名定为“保守派组织”，勒令解散。我们当然不服气。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左右局势的并不是什么派组织。中央派来的飞机撒着传单，中央派来的武装部队接管了一切要害部门，胜利的一派气势汹汹地打上门来，我们只好检查“受了蒙蔽”。现在，我们当年保过的领导干部又回到了领导岗位。假如论功行赏的话，我是不敢去领奖的，因为我当时为自己保错了对象而后悔过，我是想当“革命造反派”的。
大学里的红卫兵尚且幼稚若此，何况年仅十五六岁到二十左右岁的中学红卫兵呢？在我们的接触中，我感到他们比我们思想更单纯，革命更“坚定”，信仰更诚笃。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些剪辫子、割鞋底儿、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之类容易引起社会非议的事，我们不愿干，他们干起来就格外认真。有些机关干部起来“造反”，当他们想对本单位的“当权派”或“牛鬼蛇神”采取什么“革命行动”而又有所顾忌时，他们往往把天真的中学生勾引来，名曰“革命串联”，实则把红卫兵当棍子打人。武斗中他们也往往是打前阵的，而且大多忠勇得兼，真有一
“笑洒满腔青春血”的劲头。地位、权利、籍、家室他们都没有，因此，除了生命他们不怕失去什么，而生命也是“毛主席给的”，为了保卫毛主席自然什么都舍得出。有一个地方，五个女中学生用五枝步枪，在对方重兵包围和攻击面前，在一座大楼里坚守三天三夜。她们大的十七岁，小的才十五岁。
这些天真的青少年结局如何呢？洒“青春血”的永远无声息地长眠了，受伤的尽力掩盖着不光彩的痕迹，有的在为自己的不学无术而烦恼，有的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悔恨，有的为自己的罪过而羞耻，也有的带着空虚的灵魂和发达的四肢游荡在街头，充当“垮掉的一代”的活动广告而受到鄙视和嘲笑。不管每个人的出路有何差异，我觉得这一批人既害过人也是受害最重的。
文化大革命中，领导干部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以无产阶级的远见卓识和宏韬大略同林彪。“四人帮”作针锋相对的殊死斗争的是少数。卖身投靠“四人帮”的马天
似的人也是少数。在我比较熟悉的从县到市、地级领导干部中，多数对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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