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九月那个“严峻、混乱、痛苦的秋天”，北宁市委副书记朱春信“站出来亮相”了。他“声明站在力量较强的‘东方红’总部一边，认定‘东方红’是‘革命造反派组织’，承认另一派是‘群众组织’”。这样一来，朱春信就被“东方红”总部封赠为“革命领导干部”而另一派“红联”就宣判朱春信为“三反分子”，强烈要求打倒他和揪斗他。于是，两派之间发生了一场保朱和揪朱的武斗。在一次武斗中，保朱派的一位“小将”叶卫革，据说，造成了对方组织一人死亡，一人残废。十年过去了，“四人帮”已经被粉碎。朱春信被提升做了地委副书记，负责组织、人事和公检法方面的工作。而那个“豁出命来”保朱春信的“卫士”、“恩人”叶卫革（已改名叶辉），却成了“有血债的”“打、砸、抢首恶分子”。朱春信和叶辉戏剧
地“重逢”在公安局的预审室。
这就是《上海文学》今年第四期刊登的短篇小说《重逢》的基本情节。小说通过朱春信和叶辉在预审室戏剧的重逢，向读者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叶辉这样的“革命小将”该受审判吗？真正该受审讯的究竟是谁？
问得好。但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弄清楚，作者把叶辉作为“有血债的”“打、砸、抢首恶分子”，带进地区公安局的预审室，进行审讯和判罪，把这和实际生活相比较，究竟是否是真实，是否典型。
众所周知，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全
确实进行过清查“打、砸、抢首恶分子”的工作。那些被清查的打砸枪首恶分子究竟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在林彪、“四人帮”的唆使下，打着造反的旗号，以斗走资派、抓叛徒、清理阶级队伍为名，任意绑架、关押、拷打、残杀革命干部和群众的严重犯罪分子。他们滥施酷刑，惨无人道，其野蛮和残忍的程度，比之蒋介石的特务魔窟，何其相似！对于这样的犯罪分子，进行一次清查，给以必要的法律制裁，完全正确，完全必要，是大快人心的事，广大人民是没有不拥护的。
但是，小说《重逢》所描写的清查“打、砸、抢首恶分子”却不是这么一回事。小说中的叶辉，在“保卫”一个老干部的武斗中，被对方的一个学生石志红甩过来的一把匕首刺伤了前额，“而他用长矛还击，也刺中了石志红的肩部。石志红仓皇逃走时，从二楼跌下去了”。也就是说，自行失足坠楼身死了，可是，《重逢》的作者却偏偏要朱春信和公安局李科长给叶卫革扣上“实属打、砸、抢首恶分子”、“有血债的打、砸、抢分子”这样吓人的帽子，带到广大读者面前来受审。当然，叶卫革必须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从中得到应有的教训，但是小说却给人以一种假象，似乎清查“打、砸、抢首恶分子”就是清查象叶卫革这样的“难得的小将”，就是把叶卫革这样的“小将”当作了“罪犯”来审判。这就是客观上（请注意，我是说“客观上”）模糊和歪曲了
的清查“打、砸、抢首恶分子”的政策和实际，从而也模糊以至否定了清查“打、砸、抢首恶分子”这一工作的必要和正义。
也许作者会说，我写的是真实呀！在某个地区、某个部门，确实有过把叶卫革这样的小将作为“打砸抢首恶分子”来清查，甚至判了刑的呀！
是的，在现实生活中，在个别地区和部门，清查打砸抢犯罪活动的工作，搞错了的，搞偏了的，违反了政策的，不能说一个没有。虽然这只是个别现象，但如果作者恰如其分地、有批判地把它写出，用来教育我们的干部和群众，那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把这个别地区和部门的偏差写得使读者觉得清查打砸抢首恶分子的工作就是如此，那显然是错误的。也许作者会说：我只写了“这一个”，我并没有说清查打砸枪首恶分子的工作都是这样的呀！问题在于，你是怎么看待“这一个”的，你在描写“这一个”时，抱着什么样的态度。问题在于，在把叶卫革错误地作为打砸抢首恶分子来审讯这个关键问题上，你有意摒弃了批判的态度。你没有批判公安局预审科李科长，没有批判分管公检法的地委副书记朱春信，没有批判把叶卫革送进公安局来受审的发电厂组织，没有批判他们违反的清查打砸抢首恶分子的政策。以致仿佛他们这样做是完全正当的，是完全符合清查打砸抢首恶分子的政策和实际的。你甚至不让受审者叶辉和他的母
对这一点（错误地被定为打砸抢首恶分子）有丝毫的申诉和怀疑，反而让叶辉心甘情愿地“承担”作为一个有血债的打砸抢首恶分子的“罪责”。不错，对于朱春信，你有严厉的批判。但，你批判的是朱春信“参与武斗”，“制造武斗流血事件”，“把天真可爱的年轻人拖了进”犯罪的陷坑的“良心”，却没有批判朱春信搞了一个清查打砸抢首恶分子的错案，没有批判他竟然把一个根本不是打砸抢首恶分子的叶辉作为“有血债的打、砸、枪分子……严肃
理”。更不必说，你没有一个字写到上级机关或某个领导将会出来纠正这个错案，你没有展示这个错案将会得到纠正的一线光明。你这样写的结果，不可避免地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清查打砸抢首恶分子本来就是这么一回事。这不是个别地区和部门的偏差，而是普遍的“现实”。换句话说：清查打砸抢犯罪活动的工作都是指鹿为马、混淆是非、完全错误的了。
小说这样描写清查打砸抢首恶分子的一个情节，我以为，既不符合生活的真实，也不符合艺术的真实。它背离了恩格斯所说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小说《重逢》中，叶辉作为一个“打、砸、抢首恶分子”是不典型、不真实的。把叶辉这样的人作为“打、砸、抢首恶分子”来审讯的地区公安局，这个环境，也是不典型、不真实的。甚至可以说，是虚假的。
在弄清了上述问题的是非真伪以后，我们就可以回答作者在小说中向我们提出的那个严峻的问题了：叶辉这样的“革命小将”该受审讯吗？不！他不该受审讯，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打、砸、枪首恶分子”！
那未，究竟谁该受审讯呢？小说通过形象的描绘告诉我们：是老干部朱春信。
图的作者倒敏锐而准确地领会了小说作者的这个题旨。请看原刊上的图：在画面上，或者说形式上，是朱春信在审讯叶辉，但是在精神上，在气度上，正好相反，是叶辉在审讯朱春信。图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被审讯的叶辉高大、威严、正气凛然、居高临下，俨然是个审讯者；而审讯者朱春信，却是渺小、怯弱、内疚，低声下气、心事重重，俨然是个正在受审……
《也评《重逢》——与杜哉同志商榷(宫常)》全文未完，请进入下一小节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