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间里，一切的东西差不多都是静的，日光也静，田园也静，在篱边啄取食物的
，在池里游泳着的鸭，在檐前伏着头睡的狗，在污泞里滚着的猪……这一切也都是静的。这种静是广大的，悠远的，渊深的。这种静里面有着活气，有着欢悦，有着健康。这种静里面有着一种质朴而耐久的力量，这种力量会把乡村所受的一切灾害，剥削，被践踏，受愚弄的不幸的总和加以将养和恢复。就和一个沉默而多力的舵工一样，他能够不动声
地抵抗着各种险恶的
，而在赤褐的脸上永恒地挂上微笑。
我们的家自从搬到柿园上以后，我们便在一种宁静以上的境界里面生活着。把乡村比做一个沉静而没有风的大海吧，那村外便真是象那大海的心脏一样了。那是静得多么可怕啊，白天里，阳光在柿叶上跳跃着，从这一叶移到那一叶；晚上只听见狗卵嫂家里的那只有病的母狗用着拖长的声音在悲鸣着，此外便只是沙沙的落叶，和唧唧的草虫所占领着的世界了。
我们有了很少的宾客，一若我们是被投掷着在一个荒僻的角落，而且被忘却似的。每月总有一次半次父
孤单单地从县城上回来，脸上带着疲倦的，失望的神气，就象受了谁的鞭打一般。他的说话里面往往杂着唉声叹气，即使在他发笑的时候，他还是不住地在摇着头。他的两只眼睛很有神采，在眼梢有几条柳丝似的皱纹。嘴巴四周有了很丛密的胡子，这使他的半截脸变成为青。他有很坚强的牙齿，脸是黄而带病，头发却是鬈曲而漆黑。他的身
是很弱的，但他的高傲而不肯屈伏的
格强健了他。做着一回吃力的工作，他便喘不过气，却永远地在干着吃力的工作。担负着一件责任，他便寝食不安，却无时无刻地不在担负责任。他是畏烦躁，喜安静的，但每回他只能够象个宾客似的在家中住了一二天，便又不得不到烦躁的城市上去。
他很容易发怒，但碰到他心平气和的时候，他却是特别可的，不过要碰到这样的时候，实在是很艰难。他是这样地易于发怒，那便在他短少的回家的日子上，他还免不了要时常向母发着脾气。有时他用着柔和的声调缓缓地在和母谈说这个谈说那个，象是很快乐似的。但忽然间他便会跳起身来，睁大着他的那对有权威的——甚至于是凶猛的——眼睛，用着霹雳的声音把母叱骂着，就和叱骂着一个无知的小孩一般。
差不多在他每次的回家，母总要受到一二场残酷的叱骂——好象他的回家的目的，便专为着回来叱骂母似的。这一点使我对于他觉得又是害怕又是嫌恶。有时，我抱不平地这样向着母说：
“阿姆，你怎样不敢和阿叔吵起来呢？他是多么横暴啊！他一点儿也不讲理啊！”
听了象这样的说话，母一定会用着她的有力的手挽着我的头发，把我推送到角落里去，这样地叫喊着：
“放肆！……你是什么事情也不懂的呀！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象你的父这样正直而且良善啊！你说他不好，你就滚去，不要做他的儿子就完了！你这绝种子啊！”
我觉得母是太软弱的，她太替父辩护了。
父很少和他的儿子们说话，他把他的说话的时间用去唉声叹气，或者用去拉长着声音在吟哦着。实则，他的那种吟哦，并不是在诵念着什么，只不过另是一种叹气的方法。有时，他独自个人在檐前走来走去，走了几个钟头，口里不住地嗯嗯咿咿在唱着。他的眼睛只是直视着，并不看人，他的脚步不缓也不急。象是有着一种节奏似的。我们在他的面前玩着，做着各种把戏，他一点也不注意我们，就象他是在另一个世界一般。
在这种状态中，有时，他忽而脸上挂着笑，象从梦中醒来似的。于是他会用着他的“重
”的口音，向着母和他的儿子们天真漫地说起一些有趣的故事，在每句说话之前重叠着许多的“这个”，“这个”，……。但这算是一种很特别的例外，平常他总是沉默着，沉默着，脸上露着忧愁而又气闷的神的。
他的教育的方法也是很特别的。未曾搬来柿园以前，在乡里面的我们的一间堆积杂物的房间里面有了一面葯橱。那葯橱上面题着许多葯的名字。有一回，父招呼着我站在葯橱边旁，跟着，他便吩咐我随着他顺序地念着：“羌活……独活……荆芥……防风……。”停了一歇，他随手指着一个葯名问我。“这是什么？”
“这是羌活。”我说。
“这是什么呢？”他指着另一个问。
“这是防风。”我想了一会答。
“这两个是什么呢？”他继续地问着我。
“忘记了。”我凝望着他的严肃的面孔，战栗地答。
“忘记了吗？这不会忘记吧！”他把手上的尺来长，寸来粗的“葯尺”（拣葯的时候，压置在葯方上面用的。）在我的头颅的正中打了下去。
“这一个怕是荆芥吧！”我眼里包着眼泪，朦胧地看着那葯名用手指指住着说。
“对啦，还有那一个呢？”他这样地逼着我问。……
他的教育的方法，便这样完全建筑在那根“葯尺”上面！
此外，还有一件事情，使我特别不能对父谅解的是他在未搬到柿园里面来以前，便喜欢用着鼻音说我是个“多余的儿子”是个“意料以外的儿子”，当他对我发脾气的时候。有时碰到母在他的面前述说我的过错的时候，他会用着一种冷淡的神气答复着母说：“看他是个‘多余的’，有也好，没也好便完了。”
当我听到他对我下着这样批评的时候，我是多么伤心啊。我觉得这比用鞭子打我，或者把我痛骂一顿还要难受些，为什么我会是一个“多余的”呢？我有什么地方特别不好呢？“这分明是父对我不怀着好意的！”我自己这样地下着结论。
但同时我却总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父光是说我是个“多余的”是个“意料之外”的儿子呢？他为什么不曾把这些名词赠给我的兄弟们呢？我极力地想寻出这里面的正确的意思，但每回都令我越加思索越是迷惑起来。……
有一天，母带着我到美进婶那儿去。美进婶是个眼睛上挂上眼镜，面孔细小得象“木头戏”的脚一般，而又会拿起“歌册”来唱的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她碰到人家的时候，脸孔上总是挂着笑，而那种笑总是极其凄凉的。她的丈夫是个有志气的人物，他因为受了他的有钱的“人”（即血统接近的堂从类的统称。）的气，和她结婚后没有多久便跑到南洋去。而且在出门的时候他向着他的家人宣誓着，非待到赚得一千块钱以上，他是死在番邦也不回来的。
她的丈夫从此便流落在番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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