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中多讽刺记载，且有特为别立一个部门的。惟既多出于载笔立言之士，或草泽下民亡
之臣，形诸歌咏，所以多不外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原则。重在以微见着，言约意远。虽间或也有说得极直接极露骨，可是较高的讽刺，总以蕴藉而不能背乎诗人雅言之旨，被认为正宗，并且作用大，影响深。自战纵横之士以口
取卿相，诸子著书立说，各有以自见，一种新的泼剌风气成立后，讽刺因中层分子抬头，使用范围就较宽了一些，也较粗糙了些。即以近于小说故事讽刺而言，如《策》所引螳螂捕蝉譬喻之繁复而精巧，《韩非子》、《吕览》所称引齐人宋人故事之简单而鄙俚不文，正可见出讽刺到诸子手中时，如何从雅言而转为社会通俗故事。
雅言
虽尚保留于《说苑》、《新序》一类作品中，且形成魏晋人生活一部门（也可说极重要一部门）。《世说新语》这部书，因保留这个时代人物的雅言风度，更成为中小说一部门。可是它的全盛时代也正是它衰落的起始，从此以后，雅言完事。到唐代，即无可追寻。《朝野佥载》的泼辣，便是完全反雅言。讽刺混入人事中较粗俗成分，方式渐多渐宽。印度故事又因佛经说教而大量输入，在繁复与简鄙两方面都有极大影响。繁复如《卢至长者经》，形容悭吝人遇鬼种种，简鄙如《百喻经》、《十诵律》所述种种小故事，实同源而异流。
虽发展不同，仍异途同归，归于将讽刺中的庄严
去尽，而代以开玩笑的诙谐气分。 我们虽可说这种开玩笑是中固有的， 《左传》或《诗经》，《论语》或《孟子》中，都能找出这类记载。可是扩大它使用的范围，却应当说起于战时代，史称《庄子》的滑稽乱俗，当指此点。而盛于魏晋，因印度故事输入，且起大变化。这点变化，从历史各方面都可见出，绘画中更充分表现。在这里我只预备说说它如何形成宋人小说中的
漫气息，和宋人生活中的不庄重情调。尤其是宋人生活中的喜欢开玩笑习惯，可说是上自帝王名臣理学大儒，下至贩夫走卒娼妓儿童，无不专精当行。使用方面，大至于
理家事务，外交战争，小至于普通应对，家庭生活，无不见出为那个气氛所浸润。这个气氛从浅言，为对于由儒入禅装模作样的理学的反应，亦为对于
禁新法的腹诽另一形式。但只要稍稍注意一下这个开玩笑的风气是如何普遍存在的时候，我们就会承认它的形成，还有一个更远的原因。不能不说它是讽刺的变质，它的存在，一方面表示语言文字的效果，已从经典庄严的意味，转为普通生活中的点缀物， 一 面且说明从这个转变中即孕育《西游记》、《封神榜》一类长故事的产生。最有趣味一点，即佛道二教，均以漫情感形成的、充满东方式幻异抒情故事为宣传教义工具，到这种抒情故事发展成为一般兴趣后，即逐渐失去对于宗教的严肃感情，群众对之就有点“买椟还珠”意味。因之对宗教效果不再关心，仅沉浸于那个本来用作说教的幻美故事中，也就结束了宗教。这个发展是宗教宣传者所料不到的。
“讽刺”和“开玩笑”不同，容易明白。讽刺的本来居多是以下犯上或有所顾忌，即身为史官，重在直笔，依然得为保全腰领禄位计，多出于含蓄。不过用笔虽含蓄，用意还是在直中其心。有所刺必有所伤，夫子所谓礼为尊讳，如周庙见金人三缄其口，戒在多言，无不见出古人谨慎自，以少说有身分有势力的人坏话为安全，即讽刺也乱来不得。司马迁述《史记》，对于武帝发神仙迷的种种，不加可否照实写下，即种下后来受宫刑的危险，何况就中还多无言褒贬，当然难免终生屯蹇！至于开玩笑，自然便不同了。讽刺以开玩笑方式出之，最先见于帝王身边的优伶侏儒。史传上保留的记载，还可见出这个以下犯上的特权阶层，在春秋战时代的作风与作用。优伶开玩笑的特权，既千年不变，所以直到五代后唐庄宗，还扮俳优来开皇后的玩笑。
史称：
后唐庄宗刘后，生皇子继岌。后父刘叟以医为业，诣邺宫自陈。后方与诸夫人争宠，耻为寒族，答刘叟于宫门。庄宗好俳优，宫中暇日，自负葯笈，令继岌负敝盖相随，自称刘山人来访女，后大怒，笞继岌。
正因为开玩笑是俳优的特权，所以到极端时，优伶对于帝王在玩笑中打耳光，不特不受罚，还可望得到赏赐。
唐庄宗或自傅粉墨与优人共戏于庭，以悦刘夫人，名谓之李天下。尝因为优，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优人镜新磨遽前，批其颊。帝失
，群优亦吓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此一人，岂有两耶？”帝悦，厚赐之。
又记称诚惠和尚事：
后唐僧诚惠，云能役使毒龙，可致风雨，其徒号为降龙大师。京师旱，庄宗迎至洛下，
拜之，六宫参礼，士庶瞻仰，谓朝夕可致甘泽。祝祷数旬，略无征应。或谓官以祈雨无验，将加焚燎，诚惠惧而遁去。及卒，赐号法雨大师，塔曰慈云之塔。
对于这个大法师所开的玩笑，可谓无以复加，一直开到死后，还饶不过！若把这三件事并提，我们可说千古帝王喜欢开玩笑的，当无过于这位老总了。
《大唐西域记》卷八，记月支邻陀龙王：其
清黑，其味甘美。……昔如来初成正觉，于此晏坐，七日入空。时此龙王，警卫如来，即以其身，绕佛七匝，化出多头，俯垂为盖。
度迦叶陂兄弟西北窣堵坡，是如来伏迦叶陂所事火龙。如来将化其人，先伏所宗，乃止梵志火龙之室。夜分巳后，龙吐烟焰，佛既入室，亦起火光，其室洞然，猛焰炎炽。诸梵志师，恐火害佛，莫不奔赴，悲号愍惜。……如来乃以火龙盛置钵中，清旦持示外道门人。其侧窣堵坡，五百独觉同入涅~””也。
尽管这个记载和较后辑存于《太平广记》中自汉及唐几卷关于龙的记载，文字多么美丽，故事多么恢奇，所培养成的迷信漫气氛又如何浓厚，到法雨大师一来，自然就完全失去其意义了。所以宋代和尚道士多转为阔人门客，以看相算命为能事，正因为宗教上的庄严、漫气氛两失后，这些人的本领也就只有如此如彼。中世纪的宗教迷信的破除，即出于前一时用为建设这个迷信的工具之一，比如说《百喻经》，这似乎还不曾经人道及过。
试从人事上略略分析，开玩笑的发展，帝王的自尊自大与不自重，都可作成。因不自重，固不免如庄宗的逢场作戏。
若徒然自尊自大，不怕得罪人，也会如梁武帝所为。《续世说》称：梁武帝尝接刘溉，每与对棋，从夕达旦。或复安寝，加以低睡。帝以诗嘲之曰：“状若丧家狗，又似悬风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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