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数年对我的大多数朋友以及我自己来说都是冷酷无情的，但却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期。这并不是因为我们高兴。我们大多数人既无前途又无计划。我们生活在一个贫穷的
家里，内战是这个家特有的地方
流行病，不时地突然爆发。我们常常是消沉的、沮丧的、厌烦的。但找们正在学习，我们的思想是活跃的，并且在成长中。我们贪婪地阅读，博览群书；辩论，改变我们的见解，研究，去粗取精，思考。我们听音乐，去美丽的奥地利山中徒步旅行，同时梦想有一个更好、更健康、更朴素、更诚实的世界。
在1919年至1920年的冬大，我离家去一个由学生们改建而成的极其简陋的学生之家居住，那罗原是一个被废弃的军医院的一部分。我想自力更生，并且想不再成为父
的负担，父早已年逾六旬了。他在战后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中花去了所有的积蓄。我父母本来希望我能呆在家里。
我以前一直在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儿童指导诊疗所做一些无报酬的工作，而现在我正做着其他一些几乎没有报酬的零工。其中有些工作是艰苦的（筑路）。但是我也辅导一些十分慷慨的美大学生。我的需求非常少：没有多少可吃的，我不抽烟也不喝酒。惟一的必需品是买几张有时难以弄到手的音乐会的门票。虽然门票是便宜的（如果是站票的话），但是多年来门票几乎是每天的开支。
在大学里我选听各种科目：历史、文学、心理学、哲学甚至医学院的课。但是不久我就放弃了听课，除了数学和理论物理学那些课外。那时，这所大学有着最杰出的教师，但是读他们的书所得的
会要比听他们的课多得多。（研究班的课是专为高年级学生开的。）通过阅读《纯粹理批判》和《绪论》，我也开始闯出了我的路。
只有数学系的课才真正是饶有趣味的。那时候的教授是威丁格、富尔韦恩格勒和汉斯·哈恩。这三位都是享有世界盛名的有创见的数学家。系里传说威丁格是他们三个中最伟大的天才，但我觉得难以理解。富尔韦恩格勒在头脑清楚和对其科目（代数、数论）的精通上是令人惊异的。但是我大部分知识是向汉斯·哈恩学的。他的讲课达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的完美无缺的程度。他的每一次讲课都是一件艺术品：逻辑结构鲜明突出；一字不多；纯净无瑕；语言优美而文明。上课的题目以及有时讨论的问题是用激动人心的历史概述作为引子。虽然由于尽善尽美而有点孤芳自赏，但一切都是生气勃勃的。
还有多采恩特·海利，他讲授概率论，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理查德·冯·米塞斯的名字。后来从德来了一位非常年轻而可爱的教授库尔特·雷德迈斯特，他呆的时间不长；我去听他的张量代数课。所有这些人——也许除了雷德迈斯特外，他是不喜欢有人
话的——都是受人崇拜的。他们的才华远远超出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在教授和没有资格做哲学博士论文的学生之间是没有接触的。我既没有一点点雄心，也没有希望去结识他们。我决没有想到后来我能直接结识哈恩、海利、冯·米塞斯和教过理论物理学的汉斯·梯尔林。
我研究数学只是因为我要学习，并且我想在数学方面我会学到一些有关真理的标准；也是因为我对理论物理学有兴趣。数学是一个庞大而困难的科目，如果我曾想到要成为一个专业数学家的话，我可能早就泄气了。但是我没有这种雄心壮志。如果我想到未来的话，我梦想有一天能建立一所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年轻人能学而不厌，鼓励他们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在这所学校里，不必去听那些没有人提问的多余解答；而人们也不是为了通过考试才去学习。
我于1922年作为同等学历通过了我的“考试”，如果我连续上学的话，那么我就该早一年通过了。但是这个试验值得我“失去的”那一年。我现在终于完全成为一个有学籍的大学生了。两年后我在一所师范学院通过了第二次“考试”，这使我取得了在小学任教的资格。我是在学做家具木匠的时候进行这次考试的。后来我又获得在中学教数学、物理和化学课的资格。然而对教师来说是找不到工作的，在我结束家具木匠的学徒生涯后，正如我已提到过的，我成了一个负责照顾孤儿的社会工作者（保育员）。
在这个时期的早期，我进一步发展了关于科学理论（如爱因斯坦的理论）与伪科学理论（加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理论）之间分界的思想。我已经明白：使一个理论或一个陈述成为科学的是它拒绝或排除一些可能事件发生的能力——禁止或阻止这些事件发生的能力。因此，一个理论禁止得越多，它告诉我们的就越多。
虽然这个思想是和一个理论的“信息内容”的思想密切联系的，并且概括了后者的思想，但是在那时我没有使它发展得超过这一点。然而我非常关心教条思维及其与批判思维的关系问题。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我看作前科学的教条思维是批判思维成为可能所需的一个阶段。批判思维必须有在它以前就存在的要批判的东西，而我认为它必定是教条思维的结果
这里我将就分界问题和我的解答再说几句话。
（1）正如我最先想到的一样，分界问题不是区分科学和形而上学的问题，而是区分科学和伪科学的问题。我在那时对形而上学丝毫不感兴趣。只是在后来才把我的“分界标准”扩展到形而上学。
（2）这就是我在1919年的主要思想。如果有人提出一个科学的理论。那么他就应该像爱因斯坦所做的那样回答这个问题：“在什么条件下我会承认我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换言之，我会承认哪些可设想的事实是对我的理论的反驳或否证”？
（3）我曾对这样的事实感到震惊，即历史决定论者（他们声称他们是社会科学家）和各种学派的精神分析学家都能把任何可设想的事件解释为对他们理论的证实。这与我的分界标准一起使我得到以下观点：只有作为反驳而不成功的尝试反驳才算得上是“证实”。
（4）我仍然坚持（2）。但是当稍后我试验地引入了一个理论的可否证（或可检验或可反驳）作为分界标准的思想时，我立即发现每一个理论对于批判都能“免疫”（这个绝妙的术语应归功于汉斯·阿尔伯特）。如果我们允许这种免疫，那么每一个理论都是不可否证的，因此我们必须至少排除一些免疫。
另一方面我也认识到我们不必排除一切免疫，甚至不必排除一切引入特设辅助假说的免疫。例如，观察到的天王星的运动可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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