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想像一下17世纪初依然可见的那种理想的士兵形象。首先，这个士兵从远
就可以一眼辨认出来。他具有某些符号：他的
魄和胆量的自然符号，他威武的标志。他的肉是他的力量和勇猛的纹章。尽管他必须一点一点地学习军人职业——通常是在实际战争中学习，但是昂首挺
的姿态和列队行进式的步伐基本上属于高傲的人语言。“辨认那些最适合这种职业的人的符号是，动作机敏灵巧，昂首挺、肩宽臂长、腹部紧缩、大
粗、小细、双脚干瘦。因为这种人肯定既灵活又强壮。”当他成为长矛兵后，他“必须尽可能优雅而庄重地正步行进，因为长矛是一种光荣的武器，应该庄重而无畏地持握它”（montgommery，6、7）。到18世纪后期，士兵变成了可以创造出来的事物。用一难不成形的泥、一个不合格的人，就可以造出这种所需要的机器。态可以逐渐矫正。一种精心计算的强制力慢慢通过人的各个部位，控制着人，使之变得柔韧敏捷。这种强制不知不觉地变成习惯
动作。总之，人们一改造了农民”，使之具有“军人气派”（1764年3月法令）。新兵逐渐习惯于“昂首挺，收腹垂臂，笔直地站立。为了养成习惯，他们要用这种姿势贴墙站立，脚跟、大、腰部和肩部都要触墙，手背也要触墙，当他们伸手时，手不能离开身甩出来。……此外，他们还要学会绝不低眼看地，而要平视他们走路时遇到的人。……
在没有听到号令以前，（他们）要保持不动，无论头部还是手、脚都不能动。……最后，还要学会绷紧膝盖，脚尖向前，列队行进”（1764年3月20日法令）。
古典时代的人发现人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我们不难发现当时对人密切关注的迹象。这种人是被
纵、被塑造、被规训的。它服从，配合，变得灵巧、强壮。“人是机器”这部大书是在两个领域同时撰写的。一个是解剖学一形而上学领域。笛卡尔（descartes）”写了有关的最初篇章，医师和哲学家续写了以后的篇章。另一个是技术一政治领域。它是由一整套规定和与军队、学校和医院相关的、控制或矫正人运作的、经验的和计算的方法构成的。这两个领域迥然有异，因为这一方面涉及的是服从与使用的问题，另一方面涉及的是功能与解释的问题。但是，这二者也有重合之。拉美特利（i－amettrie）——的《人是矾器》既是对灵魂的唯物主义还原，又是一般的认d练理论。其中心观念是“驯顺”。该书将可解剖的肉与可纵的肉结合起来。肉是驯顺的，可以被驾驭、使用、改造和改善。但是，这种著名的自动机器不仅仅是对一种有机的比喻，他们也是政治玩偶，是权力所能摆布的微缩模型。腓特烈二世（frederik11）”拉位精明强悍的
王对他们极感兴趣，热衷于小机械、训练有素的军团和长期的练。
那么，这些关于令18世纪的人感兴趣的驯顺的设计有什么新颖之呢？当然，人成为如此专横干预的对象，并非史无前例。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那些权力强加给它各种压力、限制或义务。但是，在这些技术中有若干新的因素。首先是控制的范围。它们不是把人当作似乎不可分割的整来对待，而是“零敲碎打”地分别理，对它施加微妙的强制，从机制上——运动、姿势、态度、速度——来掌握它。这是一种支配活动人的微分权力（infinitesimalpower）。其次是控制的对象。这种对象不是或不再是行为的能指因素或人语言，而是机制、运动效能、运动的内在组织。被强制的不是符号，而是各种力量。唯一真正重要的仪式是练。最后是控制的模式。这种模式意味着一种不间断的、持续的强制。它监督着活动过程而不是其结果，它是根据尽可能严密地划分时间、空间和活动的编码来进行的。这些方法使得人们有可能对人的运作加以精心的控制，不断地征服人的各种力量，并强加给这些力量以一种驯顺一功利关系。这些方法可以称作为“纪律”。许多规训方法早已存在于世，如在修道院、军队、工场等。但是，在17和18世纪，纪律变成了一般的支配方式。它们与奴隶制不同，因为它们不是基于对人身的占有关系上。纪律的高雅在于，它无需这种昂贵而粗暴的关系就能获得很大的实际效果。它们也不同于“服役”。后者是以主人的个人意志“为所慾为”这种形式确立的，是一种全面持久、不可分解的、无限制的支配关系。它们也不同于附庸关系。后者是一种高度符号化的但又保持一定距离的依附关系，更多地涉及劳动产品和效忠仪式标志，而较少地涉及人的运作。此外，它们也不同于禁慾主义以及修行式“戒律”。后者的目的在于弃绝功利，而不是增加功利。虽然后者也包括对他人的服从，但是其主要宗旨是增强每个人对自身肉的控制。纪律的历史环境是，当时产生了一种支配人的技术，其目标不是增加人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当时正在形成一种强制人的政策，一种对人的各种因素、姿势和行为的精心纵。人正在进入一种探究它、打碎它和重新编排它的权力机制。一种“政治解剖学”，也是一种“权力力学”正在诞生。它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样，纪律就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驯顺的”肉。纪律既增强了人的力量（从功利的经济角度看），又减弱了这些力量（从服从的政治角度看）。总之，它使能
离了肉。一方面，它把能变成了一种“才能”、“能力”，并竭力增强它。另一方面，它颠倒了能的产生过程，把后者变成一种严格的征服关系。如果说经济剥削使劳动力与劳动产品分离，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规训的强制在肉中建立了能力增强与支配加剧之间的聚敛联系。
这种新的政治解剖学的“发明”不应被视为一种蓦然的发现。相反，它是由许多往往不那么明显重要的进程汇合而成的。这些过程起源各异，领域分散，相互重叠、重复或模拟，相互支持。它们因各自的领域不同而相互区别。它们逐渐汇聚在一起并产生了一种一般方法的蓝图。最初，它们是在中等教育中起作用，后来又进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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