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可以不记得自己的遭遇，我和乔却耿耿在心，认为
际医学界务必引以为戒，不能像珍妮一般丧失记忆。这次事件中可资总结的教训很多很重要。就是为了这个原因，等到那年夏日来临，我把当时我正在那里工作的科林代尔中央公共卫生实验室的几名专家请在一起开个会，也请刚刚再访塞拉利昂公干完毕、正在飞返亚特兰大途中的乔留下来一起参加。乔一如既往，做了很好的报告，总结他在拉沙热研究方面的进展：拉沙热如何扩展传播，又因何停止扩展、没有传播，如何诊断拉沙热和对症治疗的方法。
随后我们又去邀请多多少少、方方面面过问和参与过珍妮病例的人们，甚至有幸之至，得与那位拒绝把珍妮遣送回的著名顾问见面晤谈，也把他请了来了。至于那位空军医生，同意现身说法，抱着他那副高科技的呼吸面罩，上台畅舒
怀。关于珍妮禁铜60天的情况，由当时负责照料她的斯图尔特·格洛弗（dr.stuart glover）医生介绍，在我把临诊情况叙述完毕之后，珍妮本人上台接受现场提问。从她回答的神情态度看，我感到芳华重睹，当年干练的护士又回来了！
我喜欢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所作所为，其影响可能延及下一代的传染
疾病医生。他们自然会对一切事实证据作出自己的判断，从而认定在对出血热采取保护措施方面英政府的做法，从最好的角度看，是根本不必要的，而从最坏的角度看，则是具有危险质的。
于是我们致力于把这些看法向全世界传布，同时也决心在非洲一一拉沙热的核心地区，进行同样的努力。这是我和乔两人共同的事。乔和他的好友法哈里·阿萨德蕴酿于1985年间在塞格布韦马开一次讨论大会。法哈里原是全球防治艾滋病研究项目的奠基人、工程师。这样的讨论大会也是史无前例的创举。从表面看，想在塞拉利昂的农村地区安排一次际的聚会几乎没有可能。所有代表的吃住行全成问题。当地无旅馆、无餐厅、甚至无电、无自来
、无飞机场、无车辆，一应全无。要说有的全是尘土飞扬的上路。再就是大量拉沙热。唯独乔坚持不变。
“如果我们真想在拉沙热方面教会他们一些真正有用的东西的话，”他说道，“就是让他们见识见识拉沙热。”
而法哈里从来都是只鼓励、不泄气。好吧，那就干吧。
两名和平队队员苏珊和安德鲁·斯科特，应邀替我们负责后勤工作。这方面的问题可多了。他俩接任伊始，就让凯内马的天主教会负责提供与会代表住所和食物。珍妮输血那会儿，好不容易找到的rh
血型献血人就是那个教会的传教士。接下来我们要找的是辆能把全
与会人员每天拉来塞格布韦马的大巴士和解决他们每天一顿中饭。
好在苏珊精明强干，在她手里没有办不好的事。她替我们找来了玛丽。玛丽在当地是出了名的最好厨娘。由她主灶的小饭馆的饭食，家喻户晓。经她摆弄出来的会议伙食，像当地门德地区特产的最好大米和附近江河沼泽的鲜鱼等等，连尝遍日内瓦和巴黎际一级烹调美食的代表，也视为珍馐，赞不绝口。
讨论大会会场设在弗里敦的一家多少能保证用得上电的旅馆，比如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不停电。大多数代表来自非洲各地区，也有欧洲人士，还有一个苏联人。传说这苏联人是个克格勃特务，官方身分是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人员。因为美大使馆人员历来尽全力支持我们的活动，出于礼貌考虑，与会代表都去那里拜访作客，等我们从使馆出来，大家都觉得我们这位俄罗斯朋友举止出奇：他突然停住，眼睛直瞪瞪看着远
海湾。
他含糊不清他说道，“我得去街那头看看一一马上得去！”说完，拔脚就走了。
我们全都望着他离去，望着他走进挂着有镰刀锤子图样的鲜艳红旗的门洞。
“哦，我的天！”法哈里叫道，“他可是大大的有失检点。他没去觐见苏联大使，倒是先踏进了美大使馆。要是叫他们看见他从这里出去的话，他可要麻烦了。”
我们全部大笑。
在弗里敦听了两天大会发言。我们准备好去乡下现场了。清晨5点钟就把大家全叫了起来，上街候车。大巴士是塞拉利昂政府提供的。我们原作了两手准备，怕说好了的车万一来不了。然而这一次，真该感谢，我们提出讨什么就有什么。
上车往北开，路太不好走，车身晃晃荡荡。一路上的景象连东非来的同行都感到意想不到。同是穷苦的非洲，尽管见惯了自己内的落后穷相，却没有料到塞拉利昂竟会窘迫到如此地步。本虽穷，也不像这样。
车抵塞格布韦马，我们把代表们分作三组，各有分工。第一拨巡查病房，同拉沙热注院患者见面。第二拨去民户田间，见识一番乡村居住条件，同时抓些老鼠试试。最后一组留在实验室听讲诊断拉沙热的技术。
当晚，大家在凭临凯内马市区之小坡上集合。一面享用野炊的饭菜，同时介绍一下活动情况。
就在这几次大小会议上，代表们凑齐了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指导的非洲出血热理办法，多简单！省事省钱，又管用，都是以我们在塞拉利昂行之有效的、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技术为基础的。就这类讨论大会本身而言，这次会议独出心裁，异乎寻常，极有收获！
珍妮·桑德斯的情况如何？不用说，珍妮是这次大会上众人瞩目的主题人物，珍妮恢复健康后下久，就返回护士岗位工作。我同乔在6个月后订了一次机会人探访珍妮和多米尼克。两人已结婚，庄在伦敦南邓晶宫附近的一套公寓里。故友重逢，共享外卖的比萨饼，边吃边叙别情，珍妮说起往啊，总觉得给大家添了麻烦。其实，她静思当年往事，总也想不起那段苦痛的经历。我想，忘掉那一切倒是件好事，何必时常挂念，多受难忘的折磨？珍妮两口子现已迁居伦敦西区，已有三个子女。
塞拉利昂标志着我个人一生的重要转折点。我从事拉沙热项目研究是1985年到1990年间的事。对这个家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嗣后每年都去那儿一两次，住上一段时间。有时与乔同去。每去一次，都发现当地又发生了同上次不同的变化，变好的不多。1990年去的那次，刚到就看出塞格布韦马变了模样。但是，对它的变化规模和程度，都是直到当天晚上回到镇内时才知道些眉目。
那天傍晚，我正在临街的一家小酒吧里坐着，不是埃迪酒吧。埃迪早已离去了。一般说来，街上应该是熙熙攘攘，乡
们从田间归来，忙着采购。当地的孩子喜欢拥在酒吧周围，围观我们这些老外。他们叫我们“pumwe（白人佬）”。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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